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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杀

本书收有“病人”、“浮生”、“花杀”、“一个沙漠中的意大利人”、“俞芝和萧梁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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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章 无可替代的故事
发布时间:2019-08-14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。他死的时候我四岁。在这以前, 或许确实有过很多次的见面,作为一个婴儿与老人的见面, 但我已经全然没有了这方面的记忆。我不知道一个人准确的回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从什么时候起,混沌初开,云开雾霁。但我肯定不具有铁皮鼓里那个奥斯卡·马策拉特的非凡能力与智慧,不管愿不愿意,我长大成人,在这事物的运转过程之中,没有任何的奇迹发生,我是在完全长大并且基本符合了这社会给予人的某种规范, 或者说某种准则之后──即成为一个具有知识、脱离无知与野蛮的文明人之后,才知道在一个奇妙的梦幻世界里,还有着一个长不大的, 而且是自愿放弃长大的孩子:奥斯卡·马策拉特的。但在我具有这种感知的时候,却早已远离了孩童的世界,想象、蝴蝶、花仙子,这些单纯透明象玻璃一样的语言,是它们自愿的无可选择的放弃了我,我已经长大成人,想象则成了一个大胆的梦幻。
  我突然的想起了我的外公。并且这种念头一旦产生,便一发不收, 占据了我很大的个人空间,这就象一场热病,一次狂乱的恋爱, 完全有着某种无可理喻的意志存在其中。这种情况让我很长时间不得其解。在我上辈的再上一辈中,外公是我最不熟悉的一个,他几乎与我现在的生活,与我家人的生活毫不相干,在我们怀念已逝的亲人,在那些忧伤而怀旧的清明季节里,他也显得如此遥远,不为人提起。在我母亲的家族里,存在着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, 他们就象天上的星星,彼此没有关联,没有呼应,淡漠而又冷峻,不象我的爷爷奶奶家, 那些姑姑,大叔叔,二叔叔,小叔叔,虽然性格各异, 却在社会的战场上各自出击,经常打出精彩纷呈的仗来。
  据母亲回忆说,外公死的时候,正是冬至。天气很冷,很多年前的冬天确实要比现在冷上许多,我记得小时候放学回家,双手常常是冻僵的, 钥匙捏在手里都无法自如的运用。屋檐上挂满了冰凌,给太阳晒融的那部分, 滴滴答答的落下来,那水滴是脏的,渗着泥土的气息。
  我对那一次的举家远行完全没有记忆。情节或许应该是这样的,母亲接到那个外公病亡的电报时,正在家里烧菜, 那时虽然菜价比现在要便宜几倍甚至几十倍,但工资也是微薄的,因为是冬至,母亲提早回了家,她可能还买了一只鸡。吃鸡在那时常常是最典型的过节的象征,母亲杀那只鸡费了很大的功夫,但终于一切准备就绪,煤球炉上飘来鸡肉的阵阵香味,邻家的开门声, 自行车扛上楼时不小心碰到车铃而传来的瞬间的铃声。因为普遍一致的收入水平,七十年代初期很少有过节时举家上馆子的事,那时的节日,温馨而又简朴,那时的夜色,也没有怪诞喧哗的气息,普遍的贫困带来了一种和平安宁的空气,人们习惯于关上房门轻声的讲话,对政局不发表太多的见解, 人人脸上挂着谦虚与略带漠然的表情,人们好象都要比现在多关心一点别人的隐私,当然,那时的人也恰恰没有太多的隐私可言。母亲的加急电报成了冬至夜的一大新闻,我们住在三楼,邮递员的喊叫传遍了整个大院, 在每一扇窗户后面一定都有几只耳朵,几只眼睛在侧耳谛听、偷偷窥望,窗帘很厚,拉得密密层层,只有邮递员的声音到处回荡。
  母亲一定没有悲痛欲绝的大声痛哭。不象外婆死的时候, 那时我已经读小学,性格内向而又孤僻。外婆死的时候母亲痛不欲生,整个脱了一层皮, 并且这样的心境整整持续了一到两年的时间。母亲接到电报的第二天早上, 我们全家去了火车站,登上了开往外公老家的列车。 母亲是在与父亲结婚以后才来到这个城市的,作为一个异乡人,她的心态微妙而又复杂, 这种心态常常导致患得患失的结果,工作调动的不顺,人际关系的复杂,种种因素,令她忧心冲冲。对于外公的死,母亲的反应必定是震惊而又漠然,谈起外公,母亲至今带有某种隐隐的忧愤,就如同外婆晚年的照片, 没有一般老年妇女的那种慈和谐调,她脸上的表情是不协调的,眉头紧蹙,淡漠而严峻。 我想这一定与外公有关。女人的一生都会受到某个男人无可分割的影响, 无论是主观上或是潜意识的,象外婆那样的旧式妇女与母亲这种善良的女人,更是难以脱俗。 她们固执的认为男人自私而又无情,自然, 外公对于她们这一观念的形成具有某种无可推卸的责任,他以一个浪荡子的形象出现在一群古老守旧的女人之中, 他成为她们的希望,继而失望,最后为她们所咬牙切齿。
  车站杂乱无章,我们登上了火车。车站的杂乱无章中,因为景物的单调与人们衣着的基本统一,又显出了一种奇特的秩序来。这种秩序令人产生前途渺茫的心态。父亲和母亲在路上都没有讲话,他们沉默无语,各自想着心事。在我小的时候,我是一个沉默的孩子,大人们经常误认为我对周围的事物漠不关心,或者是缺少自己的看法,但实际上,很多感想我烂熟于心,有时是羞于表现,还有时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袭卷全身,我想自己应该算是个早熟的孩子。那次的奔丧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记忆,我才四岁,不可能对周围事物有选择的加以整理归纳,并把它们珍藏在头脑之中。奔丧的过程,与过程中的形象完全来自于母亲零星的话语,并且这话语稍瞬即逝,仿佛思考过多就会勾起更为惨痛的回忆似的。母亲不愿意过多的谈论外公, 那会让她产生一种身世沧桑之感,过去种种顿时涌上心头,母亲基本上是个传统意义上的良善女人,只有在与父亲的婚姻上,她表现出惊人的勇气与决断,毅然奔赴他乡,我经常翻看母亲年轻时的黑白照片,秀气纯净, 还带有一种属于上海外滩万国建筑的典雅气息。我总以为,在外公的那些子女中,母亲无疑是最美丽的一个,但家道的败落与时事的动荡,让母亲的一生总是处在劳累奔波之中,她没有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母亲对于外公的怨愤或许也有着这样的因素,有个朋友对我说过,你母亲如果能有一个全然无忧、尊贵超然的环境,她的美与高贵,要再上十倍。一个精致的灵魂与躯壳,被某种看不见的事物长年磨沥,无可避免的会显出些许粗糙与暴烈来,母亲或许觉察到了这点,但她得出的结论是,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家道败落,因为背井离乡,因为那个浪荡自私的外公。
  我出生以后随了母亲离开上海,来到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。 后来每次重回上海,我多数就住在大姨妈家。我的头脑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形象, 那就是大姨妈家门前的几级石阶。那是一座老式的公寓房子, 很容易令人回忆起旧上海的那种。无论是出租车还是双层大巴,都能够直接停靠在它的门前。所以, 我一下车,稍走几步,就进入了公寓的大院。而在大院与街市之间, 有个高出地面的平台,奇怪的是,那走上平台的几级石阶总是如此清晰的出现在我的面前,仿佛,我的每次上海之行都以触摸它作为真正的开始。我对它熟视无睹, 既厌倦又确实存在无法摆脱的依赖。一切都具有某种程式。 无论是作为最为熟悉或者最为陌生的过程,程式是一个人无法逃避的命运。终于,有一天, 我自己解释了形象出现的原因,那高出地面的平台让我想起了岛屿。我总是乘了车, 车子就停靠在公寓的对面,我站在斑马线上,等车流走过,就穿越马路, 然后走上那些平台……
  没有办法,我发现自己对于某种故事的陈述, 常常必须在某种时刻远离那故事的情节,情节在我的头脑里是枯燥无味的,即使有人告诉我,一个人死了,或是一个人爱上了人们中的另一个。其实情节往往无关紧要。 我感兴趣的倒是其中的一些气息。比如说那个平台,现在我又清晰准确的看到了它。 我已经说过,它让我想起了岛屿。自从我与母亲离开上海后, 我就与这个城市失去了任何的关联。它不过只是我的出生地。出生地这个概念是单薄的, 其实我将永远作为一个异乡人,走入这个城市,然后寻找某个栖息之地, 再小心翼翼的步入这城市的边缘。好了,现在我将用一种直接却仍旧虚幻的语言, 来陈述萦绕在我头脑里的这个形象:那平台,那由平台代表着的大姨妈家, 成了城中之岛,而城市的本身,则演变为海。我的外公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离开故乡, 投奔了这个城市。那次投奔不同于现在流行的移民,在于外公, 投奔完全取决于他的喜恶,几乎类似于某种兴之所致。但投奔的结果却无可更改, 家族的繁衍生息改变了地域,而外公则一辈子再没有离开过这个城市,直到他死。我猜想, 外公其实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到这城市的核心中去,他一辈子只是一只侯鸟,或者说,他永远只存在一种岛屿的性格,漂泊无定。
  我在突然想陈述外公的故事时,曾经询问过两个人。一个是母亲, 另一个就是大姨妈,外公的长女。我希望她们能够给我提供某些情节, 那些情节来源于她们的记忆,遥远而绵长,它们将符合我一贯的叙事风格, 并且补充和丰满这故事的本身。但我终于发现这种希望很难实现。大姨妈坐在公寓的大沙发上,外公?她似乎对于我的提问大吃一惊,似乎我说的不是她亲生的父亲, 而是整个世界的局外人。外公?她再次瞪大了眼睛,看着我,眼神迷惑不解, 充满了疑虑。你要写外公?她再次提问。
  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忘记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, 只是她的回避与厌恶感真正吸引了我。我发现人们在对于往事的回忆之中,充满了某种不确定性, 比如说,我向大姨妈提出要到以前的老房子,外公外婆曾经住过, 后来大姨妈一家又住过很久的老房子去看看。大姨妈那时正在穿外套, 我们准备出门去淮海路或是南京路,我提出去老房子的要求后,大姨妈又愣了一下,她想了想, 犹豫不决的,说,有什么好看的,就是一座普通公房,有什么好看的。 她说这话的时候,我从包里拿出一支唇膏,你涂一点,我对大姨妈说, 脸色会很好看的。大姨妈就对着镜子涂了起来,这微妙精细的生活情节显然让她一下子快活了来,她再没提老房子的事情,而在我的记忆里,那老房子却是那样的生动, 四周是铜色的围杆,还有树,出奇的绿。那时马路上没有什么人, 大家也没什么钱,生活象树一样的清洁。我与父母来到上海, 总是远远的看见大表哥从围栏那儿走出来,大表哥很漂亮,长着一头卷发。
  那天我们在去淮海路的途中,大姨妈忽然在车上叫了起来:快看快看, 老房子,那里,看到了吗?我朝窗外看去,一排房子飞速的向后退去, 灰色的外观,方的形状,没有围栏,也没有树。这些形象,我无法对它们加以选择, 它们各自占领了我记忆的一些空间。不存在失望,也没有任何确定可言。
  我终于放弃了寻找情节的努力。这一方面来自于无可奈何的事实, 另一方面,我发现情节与回忆一样,其实也是不确定的。 它在陈述或者证明了事物某个方面的同时,往往甚至是必定回避了它的另一面, 对于情节的陈述最终将成为永久的遗憾。在某一天的瞬间里, 我忽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:当小说开始的时候,其实也正是谎言的悄然登场。没有人能够回避谎言。 即使我寻求到事情真正的缘委,面对那些活着的亲人,我将仍然只能徘徊在事实的周围, 而无法直接破笔其中的底细。所以我将用谎言来开始我的故事, 我将用撒谎的方式来说出某种真理。
 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。在我拥有记忆之前, 他就从我的生活里悄然消失,毫无踪影。我只在母亲的旧相册里看到过一个模糊的背影,这是你外公。母亲说。那张照片里外婆面向镜头,旁边站着大姨妈、二姨妈、四舅和我母亲。照片不知道为什么会拍成现在这种样子,外公侧身向后,是他偶然而突变的动作?还是摄影师故意的安排?那是四十年代的上海,风云突变的前夕,那时外公早已离开老家,他离开老家以后就几乎再没回去,唯一的两次例外,一次是为了逃难,另一次则是迎娶他的第三房老婆。外公认识外婆的时候,她在上海开着一个典当行,生意兴旺而又稳定。1936年的上海,充满了优雅、绮丽和懒散,女人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,坐在黄包车上, 线条优美的小腿裹在半透明的丝袜里面,鞋跟很细,曲线充满了暧昧。到处是昏黄的色调,灰白的鸽子落在外滩上。街上走着神秘的女子,慵懒的卷发垂落于肩,行人稀少,街与街、楼与楼之间隔着雕花的泛着铜色的栏杆。那是盛行着爵士乐的时代, 在古典与忧伤中充满了色情,但那色情也是美的,要供回味的, 是女人的旗袍被风撩到高处的那种色情,是迷醉死人的那种靡烂,是不负责任也没有责任可负的大艳情。那种时代专供男女制造故事, 专供一个懒惰的社会在醉眼惺松的眼风中抓住一夜的快乐。外公带着行李一脚跨上码头的那一刻, 就感受到了空气中的那种气息。他深吸了一口气。外公遇到外婆的时候,他在老家已经有了一房太太,并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,那一年,他40岁,比外婆整整大了15岁。 他们相遇在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年代,但我不能肯定,他们的结合是否具有那个时代的浪漫与艳情,只是据母亲说,外婆在她的晚年,经常在儿女面前唠唠叨叨的讲这样的话:要不是你们那个败家精的父亲,我的钱你们几辈子都花不完。
  外公到上海是来做生意的。外公的老家山青水秀,并且盛产一种竹器。 他是家族中最小的幼子。那是一个后来被划分为地主一类的家族, 在当地具有相当高的声名,外公的童年与少年时代,富足而又优裕,他的一些高雅的、后来在穷困潦倒之时则成为穷酸的起居习惯,很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。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说明他在年轻时受过沧桑,但我总是隐隐觉得,早在他踏入上海滩之前,就发生过一些事情。后来我长大以后去过外公的老家,我最小的一个姨妈仍旧住在那里,她的智力有点问题,傻兮兮的,她的丈夫经常要打骂她,他拿了一根棍子之类的东西,她就满屋子的逃,嘴里发出吓人的尖叫。从这个傻姨妈家里的窗户那儿可以看见外面的大山,我是在夏天去那里的, 每天很早我就到山上去散步,因为太阳一出来,满山就象个蒸笼一样,树叶也在向外冒着热气。
 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为什么外公要背井离乡,来到上海。外公是他们家乡中最早一个出门闯荡的年轻人,在他之后,好多人带着家乡制造竹器的绝技出来了,在外乡,更多的是在上海驻留并且发展着他们的产业,他们中间, 好多人凭借着这门竹器买卖立住了脚,发了财,成了大资本家, 而外公的生意则永远是这么大,渐渐的开始走下坡路,他在做生意上永远是个败家,不精明, 没有手段,喜爱为所欲为,这些生意场上的大忌在他身上样样具备。 我常常在想,其实外公来到上海,可能只是被那种气息所吸引,远远的在那些山青水秀之间,他就闻到了它们,他天生的与它们息息相通,纵然相隔了千山万水, 他也会赶来与之相聚。生意只是一个借口,它是与外公最格格不入的一个词。 一踏入上海滩的码头,外公就知道,他这一辈子将永不会再离开这个城市, 事实也确实如此,几十年后,社会制度变了,上海变了,一切都成为沧海桑田, 外公却仍然住在这城市的某个破旧角落里,又老又穷,直至死去。
  外公遇见外婆的时候,他在生意上已经惨败过几次。 不管外公是否意识到他来上海的潜意识般的动机,他终究是在做生意,终究希望能够发一点财。 生意上的失败使他心灰意懒,其实外公在遇上外婆以前, 就开始频频的光顾一些比较高档的妓院,在女人方面,他要求甚高,并且具有自己独特的品味。 外婆在与外公生儿育女之后,终于发现了他的艳遇,外婆大为震惊, 后来儿女们的种种异样把这种震惊推向了极致。我已经说过, 我最小的一个姨妈是个弱智患者,二姨妈患有先天性的眼部肌肉瘫痪,我母亲从小体弱, 唯一的男孩四舅则脾性怪异,具有某种极端的性格,这性格最终把他推向了毁灭。这就是说, 从大姨妈之后,外婆所生的子女在遗传基因上都出了点问题, 根子来自于外公,他得了梅毒──他那些风流韵事、男欢女爱的后遗症。在晚年,外公与外婆长期分居,在我们这个家族中,很少产生那种美满的婚姻, 就是奇遇艳情也丝毫不解决问题,外公把这个城市中的一夜狂欢、 醉生梦死发展到了我们这些平庸之辈瞪目结吞的地步,首先感受到绝望的是外婆, 然后这种丧失信心的毛病扩展到整个家族的成员,大姨妈、二姨妈、我母亲,还有傻姨妈一见到外公, 就心惊胆战,惶惶不可终日,她们完全不象是外公的后代, 仿佛与他丝毫都不存在着联系,她们只是怕他,被他的浪荡吓怕了。只有四舅是个例外, 他当面顶撞那个不可一视的父亲,指责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, 这样的冲突经常会发生在饭桌上。外公在那时已经开始彻夜不归,有时候他突然推门进来, 把他那些孩子吓了一跳,傻姨妈有一次脸孔煞白,象只半死的猫一样钻入桌底, 任凭她的兄姐怎样叫她,都不肯出来。外公坐在了饭桌上,外婆正在厨房里,对于外公的归来,她无动于衷。饭菜终于端了上来, 孩子们战战兢兢的把小一半的P股挪上凳子,眼睛只看着面前的饭碗。没有人想到四舅会突然讲话, 其实只有傻姨妈注意到了这一点,四舅的眼睛一直象鹰一样的盯着外公, 凶狠而又严厉。很可能四舅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了精神分裂的症兆,据母亲回忆说, 四舅从小就极为孤僻,脸上布满愁云,喜欢在家门前的林荫路上象幽灵般独自游荡, 林阿姨经常为了寻找他花费上整整几个小时的时间,四舅躲在树上, 密密层层的树叶把他藏了起来,他在树叶之间向下窥望, 四舅对于林阿姨呼唤他的声音完全不加理睬。后来有一段时间,外婆把他反锁在家里的一间黑屋子里, 窗是用铁栅栏钉死的,四舅有时候在里面大喊大叫,有时又一连几天的默不作声, 以致于傻姨妈以为他已经死在了里面。但更多的时候, 四舅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,其实外公在他所有的儿女中,最宠爱四舅, 除了他是这个家族中唯一的男孩之外,四舅的身上有着一种非同寻常的高傲与冷漠, 外公从来都不承认他的小儿子是个精神病患者,他觉得唯有四舅继承了他身上的某些斌性, 只有四舅与他一脉相承,所以说当四舅在饭桌上与他顶撞冲突时, 外公虽然象一只愤怒的公牛一样大发脾气,粗暴得令人浑身发抖,但心里却是暗自窃喜, 为自己拥有一个对手般的儿子得意非凡。
  母亲很小的时候,外婆为她请了一个奶娘,请奶娘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习惯,女人们为了保持自己的体形,把喂奶这件天伦之事转借他人。 所以在我出生之后,虽然那时家境贫寒,生活拮据, 母亲也为我请了个干净清秀的女人作我的奶娘,我在照片上看到过她, 她的头上戴着一顶奇怪的四周充满了荷叶边的白帽子,就象是外国电影里某些古堡中的女管家,那顶帽子让我立刻喜欢上了她。母亲的奶娘是杭州人,她在外婆家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 母亲断奶以后她仍然以保姆的身份继续留住,外公与这位奶娘的风流韵事我是从傻姨妈那里听来的,傻姨妈在喝了一点酒以后会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洞察能力, 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变得嗜酒如命,这也是她那丈夫经常要打骂她的原因之一。她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里、瓶瓶罐罐、碗橱甚至于床底下找酒喝,酒后的傻姨妈判若两人。那一年夏天我在她家住了一个礼拜, 每天早上我被他们夫妻两个的打骂声吵醒,他们那个地方房子的窗很有意思,四个方向都有窗,到处都是窗,窗上挡风的好象不是玻璃,因为这个原因那些窗远远的望过去就象是一个个的洞。从洞里可以看见外面的石板街,街上仿佛总是有着淡蓝色的晨烟。 那些烟不是从远处的山上飘过来的,而是长年不散,不论刮风落雨。这就是外公的老家,外公的儿女在他们的父亲远离故乡几十年后,又一一的被送回到这里, 其中傻姨妈永远地留下了,她变得对于外面的世界恐惧异常, 她总是缩在那一个个的洞口后面,心里充满了忧伤。那天傻姨妈一个人在家里,她已经偷喝了一瓶酒,我从山上散步回来,傻姨妈拉住了我,好象很想和我说话。街上有一种奇怪的声音,所有的窗因为没有玻璃,就象是完全洞开。 傻姨妈说话的口音已经全然不象一个在上海出生的人,在每个字的结尾那里都有着一个回旋,仿佛要激昂上去似的,结果却是怪腔怪调,令人忍俊不禁。傻姨妈让我在她面前坐下以后, 就笑兮兮的朝我看,然后她对我说,你长得可真象你外公。
  母亲的奶娘姓林,大家都叫她林阿姨。林阿姨会做很好的针线活,我的几个姨妈即使在外婆无力为她的子女添置新衣的时候,衣着仍然别致可人,不用担心会让人窥探出家境的败落潦倒,这里面的功劳当之无愧的属于林阿姨。这个家族里有一种打落牙齿往肚子咽的习俗,面子是要的, 必要的排场是要的,即使外公与外婆刚刚有过一次恶吵,走到人前, 他们仍然可以做得滴水不漏。林阿姨是个沉默的女人,外公在用他的方式引诱了她之后, 林阿姨仍然保持了她的那种沉默,她终日陪伴在外婆的身边,后来当外婆无力偿付她的工钱, 婉转提出让她暂时离开的时候,林阿姨还是没有走。 她之所以对我们家有着如此深刻的眷恋,很多人都猜想那是因为外公的缘故, 但其实林阿姨对于外公完全没有感情,每次外公回家,她都躲避得很远,在厨房里悄无声息的吃饭,在姨妈她们的裙子上绣花。她完全不属于外公钟爱的那一类女人,她与我那个高傲的外婆一样可怜,虽然外婆经常对林阿姨高声训斥,在心境极差时,甚至暴跳如雷,但林阿姨似乎对此毫不在乎,她从桌子底下找出吓得缩成一团的傻姨妈,开了门,搀着傻姨妈的手,在林荫道上呼唤我四舅的名字。
  我终于知道,我出生在一个陈腐的落日般的家族。这个家族虽然无法逃避时代的变迁,但它的陈腐与旧色却令人不可思议的得到了保存。那是五十年代的某一天,外婆一家已经迁至我前面提起过的老房子里居住。外婆在中年以后开始迅速的发胖,但渐渐发福的体形却给人一种定力十足, 非常平静的感觉,她是个隐藏力很深的女人,别人很难从脸上发现到她内心的起伏跌宕。 每到下午,她总是坐在两楼朝南的窗户那儿晒晒太阳,并且永远穿着深藏青色的衣服。外婆真实的内心几乎无人知晓,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那就是外公, 外公其实是她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。 但这个男人把她辛苦积攒的家产败了个精光,让她后来的晚年生活凄惨无比,这实质性的结果, 把曾经肯定存在过的浪漫时光冲刷得干干净净。外婆在那些个凭窗的下午一定回忆过那座小洋房,在外滩附近的一个僻静之处,四周都是白色的栏杆,门前有一小块草坪。 她和外公就是在栏杆与草坪之间相识的,她很精明,一眼看出他是个有钱的世家子弟, 她从来都不是个彻底浪漫的女人,但他身上的某种气息确实也吸引了她, 这个家族中的女人,只要一旦丰裕稳定,骨子里的优雅灵动、浪漫风骚便会脱颖而出。她朝他桀然一笑。外滩的钟声悄然响起, 外婆的旗袍就如同某种暗示性质的记号,外公在漂泊生涯的栖息地──上海,终于有了一个家。 外公住进了外婆的那幢小洋楼,孩子们开始接连不断的出生,外婆总是在怀孕, 挺了个大肚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,她的典当行连同她所有的希望, 一股脑的全都交给了外公,等到她终于从产床上下来,得以稍事休息的时候,才忽然发现, 她和她的孩子几乎已经一无所有,典当行已经被外公在赌台上输给了别人, 就连这座小楼也早已作了抵押。她成了个穷光蛋,更糟糕的是,这样的情况才只是刚刚开了个头。
  有一天,我在大姨妈家,我忽然问了她这样一个问题,我说,外公喜欢你们吗?话问出了口,我就觉得相当尴尬,这问题看似简单, 其实里面包含了相当微妙的成份。我记得大姨妈稍稍愣了一下,然后说,自己生的孩子, 怎么会不喜欢。我暗暗舒了口气,尴尬的场面终于得以回避,但我心中思忖,大姨妈她其实正是在闪烁其词,她用一个普遍的真理躲闪了我正面的提问, 她心里应该知道,我问的不是这个。
  母亲和我的那些姨妈们,在少年时代, 都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外公送回了他的老家。外公让他们下乡务农。多学点东西回来!他对他的那些儿女们说。 那是外公一手制造的一起上山下乡运动, 我的那些单纯胆怯的姨妈们莫名其妙的就远离了她们的出生地,来到那个人地生疏的地方。 这是不是就如同外公当年的背井离乡一样,又是他的一次兴之所致呢?不得而之。 这行为有点象李白醉酒后的诗篇,月夜里的醉态,不能用正常的逻辑来推断。 母亲与姨妈在那里呆的时间有长有短,二姨妈住的地方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的大老婆家, 二姨妈一次也没有见过那个知名人士,她和那位整日伤心落泪、 独守空房的女人终日相伴,屋子潮湿阴冷,院里长满青苔,时间在那里已经停滞不前, 二姨妈后来回忆说,那女人简朴到了几乎是吝惜的地步,而且怕黑,怕日光的影子,怕细碎的声音,她经常在晚上叫二姨妈陪她一起睡觉,还经常在梦中惊醒,说着梦呓,讲着糊话。弃家远行的男人再也没有回来,作为那个可怜女人的亲眷,外公同样也抛弃了家乡的结发妻子,远走他乡,奇怪的是, 他把他的儿女们一股脑的扔了回来,象几只小狗小猫,她们被那个伟大的父亲弄得完全不知所措, 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,也不敢问,她们拿了行李乘上轮渡,就离开了家, 只有林阿姨在岸边不住的挥着手绢,用手背擦着眼泪。
  在这期间,外公回过一次老家。因为那时我母亲得了一场重病,病得人事不知,乡里的医生都连连摇头,觉得这个秀气瘦弱的女孩凶多吉少。 外婆那时也生着重病,卧床不起,对远方儿女的思念和对外公的绝望, 折磨着这个可怜而又倔强的女人。不知是谁告知了外公这个消息,他竟然连夜搭乘夜航的班船,赶赴家乡。班船是在第二天早上到岸的,上岸以后, 还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车,车路崎岖,又刚下过雨,冬天的雨日湿兮兮的,冷风直往衣服的每条夹缝里钻。碰巧车子又脱班了,等车的人都在说这一脱班,起码要再等上二、 三个小时,甚至更长。外公在车站的雨篷下面不断的徘徊,他心急如焚, 就在忽然之间,他作出了一个决定:步行回去。说走就走,细雨已经变成了雨夹雪, 路上只有他一个人,泥地不断的使他脚下打滑,好几次都差点摔了下去。 当姨妈们看见外公象个泥人似的出现在她们面前时,惊讶得一个个张大了嘴, 仿佛再也合不拢似的,她们瞪大了眼睛望着他,几乎觉得这个父亲可能是个冒牌的货色。 外公去乡下探望重病的女儿,在家族中被公认为一次意外,或者是一次例外, 似乎外公的到来给母亲带来了好运,她奇迹般的日益康复,面色也渐渐红润起来。过了不久,外婆也来了乡下,同来的还有林阿姨。在这件事情上, 外婆好象在外公身上又看到了一点希望,她的眼睛里又闪出光来, 姨妈们有几次亲眼看到他俩在河边紧紧依偎,说着悄悄话。那是一段如同闪电般的甜蜜时光, 和谐与温情又光顾了这个家庭,姨妈们在河边捉鱼,她们还钓来了很多小虾, 林阿姨从上海带来了干净好看的花布,为她们缝制新的衣裳。一切都如同田园诗, 恬静,安逸,外婆幸福得都快要昏过去了, 她觉得可能是这里的风水改变了外公的劣性,很多次她与林阿姨偷偷商量,一再推迟着回去的日程。 每个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在盼望着奇迹发生,有时候好象真的看到它了, 心中惊喜着自己的真诚与愿望终于感动了上苍,而当终于发现这一切, 其实也不过是一次梦幻、一场单相思之后,这时的失望,将比从来不存在希望时更能彻底的打垮一个人。
  外公在乡下的那段时间里,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的那位结发妻子。 他仿佛再也不能意识到还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。 但那时他确实表现出了好父亲的一切禀性。他带了姨妈们到田野里去,她们象一群安静的羚羊, 跟随在令人畏惧的父亲身后,她们怕他,他再坏,再没有出息,再胡闹,她们也仍然怕他, 这种畏惧来自于骨髓,象所有的血缘关系一样无法更改。但田野里的那些时光, 如同梦境一般,他是那样的慈祥,浑身充满了活力,他教她们许多游戏, 让她们坐在小树林里,等待着日落时分暮色划过树梢时的神奇景象。 有些营养不良的姨妈们跟在高大的外公后面,山坡上满是枯草,草叶的梢尖是白的。 她们不敢走得太近,她们仍然怕他,她们玩得高兴时会象麻雀一样尖声叫喊起来, 但只要他一走近,她们立刻变得鸦雀无声,低眉顺目。
  外公与外婆在我母亲病愈之后终于回到了上海。第一个晚上, 外公就劣性难改,彻夜不归,全然不知去向。屋子里只有外婆、林阿姨和我四舅。外婆脸色铁青,心里的愤怒不知向谁渲泄。过来,外婆对四舅说,过来, 坐在我的身边。林阿姨对四舅使了个脸色,四舅就乖乖的走了过去。 你长大了也象你父亲那样吗?四舅使劲的摇头。你们这些男人,没一个好货。外婆忽然说了句很不得体的话,她的脸因为深深压抑着的愤怒,显得有些变了形状。是的, 外婆的脸到了晚年是变形的,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我对那个形象的感觉, 那是一张比例失调的脸,线条被拉长了延伸了,但其中有某个例外, 一般老年人的嘴形,都有那么一种惊愕的神情,向前突出, 配上眼睛里不满和惊讶的眼光,仿佛对面前这个日益令人费解的世界既提防又好奇。但外婆不是, 她的嘴在形状上虽然失去了年轻时优美的线条, 但那苍老古板的嘴唇却是那样高傲的紧闭着,并且略微向下垂落,就象一个刚刚撕心裂肺大哭一场的人, 凭了顽强的毅力,终于忍住了悲伤,外婆在我的印象里,一直是那副强忍悲伤的脸。
  就是我的这位外婆,后来,在外公死了四年之后,也是个冬天, 她在一个独自一人的下午打开了管道煤气的开关。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, 外婆安静的躺在床上,肉眼看不见的气体象幽灵般悄然潜入,没有声息,却又无孔不入。 因为是冬天,很少有鸟的啁啾,天气很好,花园里许多老人安详的散着步, 晒着太阳,他们的嘴形是向前突出的。外婆那时与大姨妈住在一起, 中午的时候,倔强的外婆与性急的大姨妈刚吵了一架,大姨妈摔门而出的声音略响了些, 那哐当的响声传出很远。房子很挤,这是上海根子里的一个问题, 已经一无所有的外婆当时是在几个女儿家轮流居住的,为了房子,大姨妈和二姨妈终于反目,而移居他乡的我母亲,也因为房子太小,外婆在住了将近一年之后, 还是提早离去了。善良的母亲至今仍为此事长久的悲哀, 因为她认为如果我们家的房子可以大一点的话,外婆可以住得好的话,她就不会这么快就回上海, 她不会想不通,也就不会去死。
  外公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,他早已安眠于九泉之下, 我相信外公是能够安眠的,虽然人们都说他做了那么多缺德的事,他不会死得那样安稳。 外公的三个老婆中,有两个是自杀,除了我外婆,另一个就是他老家的结发之妻。 这是家族中避而不谈的事情,是大忌。外公死的时候已经八十高龄, 据说他死得没有多少痛苦,躺在床上,吃着东西,说说话,就死了。 他经常把家里唯一的一点钱拿去换了蜂蜜、奶粉和其它营养品,自然灾害那几年中还瞒了外婆,把她仅有的首饰偷偷带了出去,晚饭的时候,外公笑嘻嘻的拎了几只鸡蛋回来, 说今天有鸡蛋吃了,这日子他妈的过得还真不赖!外婆气得浑身发抖, 家里米也没有了,饭也没有吃,还吃什么蛋!这几句话是我说的,外婆已经只顾哆嗦,说不出话来了。但外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他究竟错在了哪里, 他生来是要享福的,除了享福,还要自由,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,就是天塌下来,地陷进去,他也可以视而不见。
  现在让我们来讲讲四舅,这个唯一的男孩,这个性格偏激怪戾的男孩。四舅是外公唯一的对手,这首先因为他们彼此相象,对于外公的种种劣行,外婆和姨妈们是从最初的惊愕不已、认为无可理喻, 渐渐的看得多了才变得麻木不仁的。但四舅不是,从一开始, 四舅就以他那种年龄绝对罕见的轻蔑态度直视他的父亲,母亲后来回想说,四舅的眼睛里是有那样一种疯子般的冷峻, 他直愣愣盯着你的时候,眼球向外突出,仿佛要越出眼眶似的。只有林阿姨对此具有不同的见解,林阿姨说,那是因为四舅经常游荡在树荫之中,他躲在里面,看着街上来去的人群,白天是这样,晚上也是如此,时间长了, 他就有了这样一双鹰一样的洞察一切的眼睛。 这个有着鹰一样眼睛的四舅对外婆却是特别的温柔,外婆在心境不好的时候,不论怎样打他,用恶毒的语言咒骂他,他总是默默承受,毫无声息,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外婆突然的停止了她疯狂的举动,奔回房里独自抽泣,她把四舅猛的一推,就向房里冲去,房门被很重的关上,或者干脆就是洞开着。大家站在外面的客厅里,听不见房里的声音。外婆总是脸朝着窗外,从客厅望过去,只有一个穿着藏青衣服的背影,没有那种情理之中的,压抑到极点时的痛哭声。她从不在人前哭。从不。四舅这时从地上爬起来,拍拍裤子上的尘土。这个男孩子对他的母亲,具有一种无可理喻的深厚的情感,对于这种情感的表达,四舅具有他自己的方式。他很少与她说话,看上去他似乎浑身都充满了冷漠与骄傲,他有时候甚至故意惹她生气, 他把她气得浑身发抖,连连骂道,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儿子!然后她就打他, 四舅从来不逃,好象挨打能给他带来快感似的。但母亲说,有一次, 她看到外婆打了四舅后,四舅开了门走到街上去了,那天气温很低,又刮着西北风,林阿姨怕四舅着凉,怯生生的叫了他一声,四舅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,母亲拿了一件四舅的棉衣追了出去,追了好远,才看到他。他回过头,象不认识似的望着母亲。母亲回忆说,那次,四舅的眼里满是泪水,脸是掣动的, 他由着眼泪滔滔的流下来,止也止不住。
  外婆可能从来都不知道,她有个儿子,对她怀着一种病态的爱。她的心里只有一个人,那就是外公。从遇到外公的那一刻起,她的一辈子其实就已经结束了。规范化的成人世界,是很难理解到属于孩子的东西的, 那种执着和疯狂,那种铭心刻骨与不顾一切。 儿童们经常会使用某种方式来引起大人们的注意,调皮,闹事,装病,与人与事的格格不入,甚至于自残。 外婆太沉浸于自己的绝望之中了,她常常忘了她的那个儿子,那个敏感、孤独、 具有某种毁灭性格的四舅,她忘了,这个儿子,不管他长得多大,他都将永远只是个孩子。
  有几次,我到上海,住在大姨妈家。好象纯粹的,就是为了来到这城市的某个角落,然后栖身其中。这房子的四周,这窗户的外面,都充满了市声。 电车声,街市的喧哗,海上的风吹过这个城市──这一切都写着两个字,上海。我睡在窗前的大沙发上,刚闭上眼睛,有电车驶过的车灯光, 颤动着在眼前一闪而过。大姨妈的声音也是断断续续,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。 她在讲小时候的逃难,逃避战乱、饥荒,一路上是饥饿的人群与漫天的尘土。 我闭着眼睛,有睡意袭来,眼前不时摇动着的电车的光影, 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奇特的安逸与感动。那些饥饿的瘦骨嶙峋的身影,象鬼影一般浮现出来,还有外公,一个模糊又神秘的影子,背景是霓虹闪烁的上海外滩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,荒凉与繁华,灰烬与靡烂,在我眼前交替出现,就如同街井闹市之中, 忽然闻到了带着海腥的季候风,和某种森林的味道。
  我睡在沙发上,听大姨妈讲那些逃难的故事。寒流刚刚开始袭击这个城市,耳边不时传来风声。我盖了一条厚被,我觉得在温暖之中袭来阵阵疲惫, 这疲惫是我的外公带来的,在叙述他的故事时, 我经常遇到几乎无法逾越的阻碍,因为如果照本宣科,按照事情本来的面目与顺序一一写来,他无疑是个浪荡子,一个败家精,弄不好还会成了个无赖。但我又是那样深刻的、在半睡半醒之中,忽然感知了他,那是一种奇异的状态。因此我只好尽可能尝试着某种方式,比如说,在那些糖炒栗子、木炭灰、烧焦的煎鸡蛋味道中,清醒的仔细的辨别着,我已经说过,我知道,我有时候突然的有些悲凉的感知着,这一切的气味里面,其实都有着海与森林的气息。
  我的四舅是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的。楼梯并不高, 但是他象一只皮球一样翻滚着摔了下来,后脑勺着了地。大家在慌乱之中把他送到医院时, 四舅已经口吐白沫,医生看了看,摇摇头,说节哀吧。
  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,林阿姨到菜场买了条新鲜的扁鱼, 正在厨房里刮鱼鳞,鱼是活的,身体还在翻动,鱼尾巴象拨浪鼓似的扑腾着。阳光灿烂。 那是好几天春日淫雨后的一个晴天,全家人都起得很早。 阳光总是容易给人带来好心情。外婆到阳台上去翻晒冬天的衣物,她从衣柜里拿出了几件夹的外套, 在身上比试了一下,外婆忽然咯咯的笑了起来,说再这样胖下去,明年恐怕就只能穿麻袋了。外婆的笑声象阳光一样在屋子里弥漫开来,她是难得笑的, 母亲的照相册里有几张外婆的照片,每一张她都不笑。她太忧伤了,她一笑, 反而就给人一种虚假的感觉,好象那种笑是假的,是装出来的。 但是那天外婆其实真的很开心,就象一条绝望的被抛到岸上来的鱼忽然又闻见了河水的气息。 那天家里有四个人,外婆,林阿姨,大姨妈,还有四舅。外公出门去了, 他在政府实行工私合营后,得到了一个月薪很高的职位,这是他第一天上班。 外婆一直把外公送到楼下,窗是开着的,外婆叽叽咕咕的说话声传得很远。 四舅趴在窗台上,望着楼下,可能林阿姨在这时叫了他一声, 让他去拿只放鱼的盆子,四舅最后又向楼下看了一眼,就走开了。外婆再次上楼时,嘴里哼着一只曲子,是宝玉哭灵时紫绢的一段唱,想当初。这里的女人们都会来几句越剧唱腔, 温婉,又带着点幽怨,充满了后花园的情调。但外公在的时候, 她们是不唱的,他不爱听这个,他整个的生活就是一座后花园, 但他觉得那种唱腔拖泥带水,有一种小家子气十足的暧昧。
  上午平静的很快过去了。碗碟已经放好在餐桌上。鱼是清蒸的,搁了葱姜,嘴巴和肚皮里还被塞进了盐巴。大姨妈把它端上了桌,鱼香随着热气跟进屋来,白花花的鱼和盆子,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。林阿姨又炒了个菠菜, 沾着水滴的菜叶刚哗的一声倒进油锅,屋里弥漫开一股油烟味时,门开了,外公走了进来。
  我不干了。外公往桌前一坐,拿起筷子,夹了一块鱼肉。去, 给我倒杯酒来。然后他回过头,冲着林阿姨说。
  外公的上班史,只延续了一个上午的时间,便宣告正式结束。原因很简单:他们要管他,他不能忍受没有自由的生活。 外公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逃离了那个地方,并且在饭桌上向全家人宣布,他再也不去那里了。 当外公把这一切交待明白时,那条清蒸扁鱼已经接近于一副骨骸了, 大姨妈和林阿姨默不作声的吃着饭,四舅已经吃好了,正用一根鱼刺剔着牙齿。 那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外婆的脸色,因为在这个家庭里,外公经常有着惊人的,无可理喻的举动, 大家觉得这一次无非也就是这样,没有什么大不了。但那天外婆却终于愤怒了, 谁也不曾听到她用那么高的音量说话,她语调尖利,嚷着怎么那时候会瞎了眼睛,千挑万挑,偏偏嫁了这样一个男人,把家产败光了还不算,到了这种地步, 还要摆臭架子当老爷,真不知道自己前世里作了什么孽。 外婆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,外公看了她一眼,没有作声。外婆一边哭, 一边说也不看看自己有什么本事,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,还以为有多了不起,光知道去赌,去玩女人, 你去赌啊,去玩女人啊,还回什么家,有本事再也不要回来。
  往往女人的软弱就在于,把一些看似坚不可摧的语言外壳, 象扔炸弹一样的抛出去,暂时抵挡一下冷漠如冰、她们无力承受的残酷现实,炸弹是爆炸了,烟和火,光与微弱的热都过去后,冰还是冰,现实还是现实, 她们却连盔甲也没有了,赤身裸体,千疮百孔。所以,当外公终于被她激怒,甩掉酒杯, 愤然离去时,外婆就象一只绝望的母兽,大喊大叫着, 疯一样的朝已经走到楼梯口的外公扑去,用她的拳头使劲的捶他,拉住他的衣服, 把她的头往他身上顶,她已经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,她说着一些最难听最不堪的话, 诅咒着这个男人。外公被她拖来拖去,动弹不得,胳膊上猛一用力,外婆惨叫一声, 往后连退几步,跌倒在地上。
  林阿姨吓得面色雪白,连忙上去要把外婆搀起来, 这时四舅却象一头愤怒的小公牛,向他的父亲直扑过去,他的眼睛是血红的,非常怕人。外公愣了愣,就在四舅扑向他的那个瞬间,他本能的向旁边躲闪了一下。 四舅就如同一只腾空跃起的海豚,一点声息也没有的,掉下楼去了。
  在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空间里, 往往凭借死亡的方式来猜测某些更为微妙的东西。至少,它常常成为一种标准。自杀是不名誉的, 就如同一切脱离于常轨的举动,比如说小偷与强盗,自杀好象就更接近于小偷,接近于离婚, 婚外恋和私生子,它们都具有某种隐秘性,是大众喜好窥望的黑暗角落, 它们引人联想,它们本身就告知人们背后隐藏着珍闻秘事,可供茶余饭后咀嚼再三, 回味无穷。人们不会去谈论一棵树,因为它只能承受,发芽,开花,落叶, 或者凋败。它无法选择,无论是生,还是死。对于一棵树,人们是多么的宽容啊。
  非常遗憾,如果按照社会公认的标准,我们家有两个人死得很不名誉, 其中的过程将被一些生活空虚,或者行为极为规范, 绝无半点出轨的良好的社会人拿去再三的品味与渲染。他们将乐于此道,他们将完成对于死者的猜测, 和对于生者的总结。他们将临驾于死难者的悲哀之上,因为他们自信, 他们拥有千古不败的衡量的标准。
  我经常会在上海的街头观察这个城市。有时候是在出租车里, 在公车中,在姨妈家充满着市声与海腥味的晒台上,还有那些林荫浓密的公园深处, 摩天楼的下面,天桥,超市,斑斓的霓虹夜色,漠然的而又各自欢喜着的人群之中,我悄然驻立。我的外公,外婆,我的许多亲人都生长在这里。我对它有着一种十分复杂的感情。这个东方的都市,这个在纸醉金迷、 穷奢极欲之中孕育出奇特结晶的东方都市,这种结晶所体现的顶峰:三、 四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永远逝去,多年以后,人们在几经坎坷迂回之后重又发现了它,人们又看到了暮色中的灰鸽子,穿旗袍的女人,并且把它们叫作怀旧。
  无与伦比的奇迹。当一个临海的都市,它的物质追求达到高峰的时候,当自然、人文和醉生梦死奇妙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,在瞬间之中, 物质演变成为一种精神。但这个契机只有一次,因为它是病态的,要么恢复健康,要么走向死亡。今天的上海是健康的,更体现出一个工业化都市的勃勃生机,只有细微之处,那些细节和皱折,那些流光溢彩的街市,那些浓墨重彩的繁华背景,仍然恍如昨日。
  在对于事情的叙述渐渐深入之后,我终于发现自己慢慢的走近外公了。开始时那种无可理喻的冲动,被理性的感知悄然替代。这个常人所唾弃,所不能容忍的人,其实他是病态的,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产物,是那个病态社会的结晶,他置身于那个时代,就如同三、 四十年代的上海置身于更为广大的空间一样。他采用的生存的方式,就如同有些人采用自杀作为死亡的方式一样。作为有生存限制的人类,外公死去了,作为具有更长生存期限的地球一角,上海仍然存在着,但那个真正拥有那种唯美气息的病态的上海,其实也象外公一样,早已死去了。
  外婆是在一个风雨之夜来到我们家的。父亲和母亲都到车站去接她了。 我一个人留在家里。那时我们住的是一栋老式公房,楼下有个大院, 足足有半个足球场那样大,大院里的生活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可言, 顶楼到底楼的每一家,男女主人叫什么名字,在什么地方工作,晚饭吃了几个荤菜,是大荤还是小荤,咸鸭蛋一分为几,全都无所不知。甚至有一次,两楼的一对夫妻吵架, 胖女人把那个窝囊丈夫的内衣裤全都扔出了门外,然后叉着腰, 站在楼道的交接处破口大骂。一楼二楼各委派了一个调解人员去做工作,谁知人员刚选定, 小夫妻两个已经勾肩搭背下楼去了。大家看得目瞪口呆。但冬天的晚上, 院子里仍然还是寂寞的。特别是雨雪天。因为天冷,七八点钟大家就上床睡觉了。 那种房子是没有阳台的,南面的窗台上放满了大盆小盆的花木, 雨点经过屋檐滴落在叶片上……
  现在我好象又看到了那个窗台,我站在玻璃窗的后面。 窗帘在上午总是被拉开,阳光长驱直入。我们家有一只用了很长时间的藤椅, 椅背那儿被我抽掉了几根藤条,可以同时伸进去几只手指。藤椅上放了只垫子, 外婆就坐在那里听收音机,除了听收音机和买菜烧饭,她无事可做。寒假的时候, 只有我和外婆在家里,满屋子都是圆形和棱形的太阳光。我们只有两间屋子, 小间是吃饭的,里间就睡觉,休息,我做功课,父亲母亲看报写字,养花和金鱼。 全家人的活动空间都在那里,放了少得可怜的几件家具,容身之处就更为窘迫。还有,房间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,在里间的一个角落里,隔着只小箱子, 放了一只红漆马桶。
  我在读小学一年级以前,都是与父母睡一张床。后来外婆来了, 为了让她舒服一点,那张大床就让给了她。外婆晚年的时候变得很胖,她一睡上去, 那张床就占去了很多,而且她旁边要是再躺了一个人,她就会整个晚上都睡不着。所以我们全家就撤退到阁楼上去了,因为是顶楼,就有一个小隔层,人在上面,不能完全站直身子,但空间还不算太小。 上阁楼的木梯子一直就搁在外屋的墙上,我们每天就象建筑工人一样的在上面爬上爬下,除了有种悬空的恐惧, 我的心里充满了快乐。
  房子。
  我长大以后,开始有了一种奇怪的习惯, 我总是喜欢把房里的窗帘拉上。并不是我不爱阳光,不是这个道理。 我非常向往那种阳光下的白色大理石熠熠生光的景象。但在我的家里,我的屋子里,我要把窗帘拉上, 并且是那种落地的窗帘,质地厚密,有悬垂感,深色。这样好象就没有了窗, 没有了窗外面的阳台,没有了楼底下的树,人群,车马,还有无尽的喧哗。 因为厚密的窗帘,这一切完全退至到背景之中,它们无法再侵犯我,使我拥有了一种安全感。
  外婆经常郁郁不乐。渐渐的开始莫名的发脾气。 我们在星期天的时候陪她到园林里去,园林里人很少,父亲给外婆拍黑白照片。 但这样的日子终究不是经常性的,更多的时间,外婆把窗帘全都拉开,坐在藤椅上发呆, 她可以就这样坐上很长时间,一句话也没有,我在她眼皮底下走来走去, 她也象是丝毫不见。谁都能看出她过得不快活,虽然父亲母亲已经尽了他们的全力, 但毕竟收入微薄,有时窘迫得要给外婆添只热水袋都无法做到。 我们都用那种玻璃做的盐水瓶,外面包了厚的布罩子,用来温脚,温身子。但是它要么热得烫脚, 要么有时半夜里醒来,脚边象是捅到了一块冰。
  后来的故事,自从外公死后,后来的故事就基本围绕着房子展开。 房子在这里是物质的代名词。大家庭里再没有那个令人生畏的外公了, 我们活着的芸芸众生,都先要为着生存奔忙劳碌。那个不符合实际的败家精似的外公, 象旧日上海永远逝去,留下的人,先要为着一只热水袋,一床缎被,一台电扇, 黑白电视机──无可尽数。对于童年的回忆, 我总是看见那间窗帘大开的房间,屋内被阳光分割成一块块切面,墙面,家俱,大床,还有那张藤椅, 无论躲到哪个角落,阳光都会紧紧跟随,使你无处藏身。
  外婆终于还是走了。母亲大为伤感。我们从阁楼又回到了那张大床上, 外婆用过的被子和床单,似乎还留有她身上的气息。那天晚饭的时候, 我们默默无语,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和现实的残酷。她终于还是不快活, 还是走了。我们心想。外婆刚来时是多么充满了希望啊。那么,终究又是谁令她闷闷不乐,怏然归去的呢,是那只烫脚的盐水瓶吗, 棕棚床的中间已经因为年久而下陷了吗,还是因为没有人陪她说话,孤寂难耐?但是这房子里确实一无所有, 没有外婆喜欢的那种小院子,没有雕花的栏杆,甚至连那种暖融融, 沁心舒畅的空气也没有。这房子就象一个牢笼。只有象我那样小的孩子, 才能无忧无虑的从阁楼爬到大床上,翻一个滚,看着坐在藤椅上发呆的外婆。 阳光直射,我目晕头眩,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外婆象个影子,走得无影无踪。 我们在几天之内都没能适应外婆不在的生活,母亲变得更为沉默了。 不知道是外婆的不快乐影响了她,还是她的忧伤影响了外婆,或者她们本来都忧心冲冲, 又说不上事情到底在哪里出了点差错,既尴尬无奈,又苦涩难懂。外婆走的前一天, 我们一起到饭店去吃了一顿,是个老牌店,在市中心。 那时的饭店里地上全是油渍,滑腻腻的,服务员穿着白色大褂,在大厅里快速而又僵硬的穿棱, 他们尖利的声音穿过闹哄哄的厨房,象几百只小羊羔中的棕色牧羊人, 音调中充满了肯定与酒饱饭足后的满足。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只小圆桌前, 饭菜很快的一样样拿了上来,看得出,份量很足,而且是真货色。父亲和母亲不断的为外婆夹菜,外婆面前的盆子里堆满了鱼肉之类的东西,后来又变成了骨头和残骸。 没有雅室,所有的人都在面前走来走去,没有遮蔽处,没有隐私,没有别人看不见的,只想自己承担的快乐与悲哀。
  吃完饭,我们陪外婆到处走了走。与饭店离得不远,有个寺院, 但院里那时是没有香火的,大殿改作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地方。但香炉还在那里, 黑乎乎的,看上去又沉又重。我们四个人慢慢的走呵走呵, 外婆说这个城市还是挺不错的。父亲母亲就嗯嗯的答应着。 外婆又说家里的那个煤球炉大概封口那里不太紧了,加过煤球,一个晚上下来还是要熄,要快点找人来修一修。 父亲母亲又嗯嗯的答应着。他们又对外婆说,已经打过电话通知上海家里了, 明天到站就有人来接。外婆点了点头,也嗯了几声。接下来大家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, 临到分别,彼此都有点客气了起来,这客气却愈发的显出一种凄凉, 就如同热水袋没能买到,却连暖脚用的烫人的盐水瓶也没有了,反过来想想, 那种烫倒也是亲切的,是肉贴着肉的彼此冒犯与融合。
  有那么一些时候,晚上做梦,我就梦见自己跟着父母一起到上海去了。 童年时确有几次,我们全家同去上海。除了外公外婆亡故那两次,余下的那些, 我既记不清准确的时间,更好象是没有目的与缘故。它们清洁如画, 简单得就如同晚饭后到楼下院子里稍作散步似的。我跟在大人们的后面, 看着马路上的野景,我不知道大人们的目的与忧虑, 所以我就以为他们和我一样没有目的与忧虑。我不加入他们的生活,我不加入他们对于外公的仇恨和对于外婆的怜悯,因为我还无法加入。当我走在上海街头的时候,我搀着父母的手,街道是那样的空旷,又长又宽,好象没有尽头。树叶很大,当车子很少的时候,满街都是树叶的声音。我总是经常能听见, 童年时我们一家人走在上海街头发出的脚步声,啪──啪──啪啪啪──我低着头,看着自己移动的脚步, 和父亲母亲移动的脚步,我走了几步,跳一跳,然后再走几步,再跳一跳。我什么也不知道,什么也不想。但我也是迫切的想到上海来, 因为这儿的奶油糖有着更浓郁的奶香味,姨妈经常在我的口袋里放上几块巧克力, 而母亲则会在回家时采购一些物品,我们总是满载而归,除了我们那儿确实无法买到这些商品之外, 很可能也是为了解一解母亲的乡愁,因为这样的习惯,她整整保持了二十多年。 她每次去上海,总是大包小包的回来,眉目之间充满喜色, 把大街小巷已经到处可见的东西从上海拎回家来,打扮出一副活脱脱的近似于回家探亲的样子。
  忽然的,就在忽然之间,我想到了一个问题, 怎么在我对于童年的记忆之中,在那些干净、明朗的空气、树叶之间, 在我蹦蹦跳跳却又略带忧郁的步履里,会一点也没有留下四舅的点滴的气息。甚至,真的,没有人提起过他, 说起过他的名字,房子里也没有任何物品被人告知是曾经属于过他的。 “四舅”“你的四舅”,仿佛我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称呼。那么, 我究竟有过这样一位四舅吗,我的母亲究竟有没有过这样一个性情怪僻的兄弟,仿佛,没有,是的,从来都不曾有过,这个家庭里清一色的都是女儿,乖巧听话, 对她们的那位父亲既恐惧又憎恨。没有人顶撞过他,从来都不存在过这样一个人, 也从来都没有过那个象海豚般飞跃而下的形象。但是,又是为什么, 在我的头脑里如此清晰深刻的保留了这样一个影子,一个带着病态的叛逆者, 一个敢于直面他的父亲而又与他的姐妹们格格不入的精神病患者,面色永远是苍白的, 眼光迷茫而又疯狂。这个形象就如同是刻在我心里似的, 我在这个家族中找不出任何类似的相同者,他的出现就象是长空中的一道闪电, 我仿佛一下子不能体会到其中的深义,和那种强光过后残存在气流中的神秘气息。
  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在我的潜意识中, 总是暗暗盼望着某种打破常规的事物。为什么一定要去写外公呢。我的善良的母亲好几次这样问我, 我的这个奇怪的行为在让她感到奇怪之后,还多多少少的有些刺痛了她。 善良的人们总是认为善就是善,为什么要远离那些看得见的、 并且被所有的人都公认为善的旅途呢。我突然那样强烈的想描述我的外公,这让我的母亲有点失望。 我很理解她,就如同在我的内心深处非常爱她一样。善总是让人感动。 但我又应该如何来解释我的感受呢,那些弥漫着的海潮的气息?那些浅滩下面的暗流? 那些荒凉与颓废, 那些埋藏在腐烂的森林之木深处的地母的体味……那些拥有简单的善的人们有福了, 但我又应该怎样让我的母亲得以看到:在她所认为的虚幻的背后,在她所认为已有定论的某些事物之中, 将有着怎样令人惊叹不已的真相──不是指它的过程或者本身,不是指它表露在外、赤身裸体、 无可奈何只能被公众用标准来衡量、公众也津津乐道于这种衡量的部分, 这真相来源于更广阔的时空,它们无视于一切准则,它们没有形状,也不接受约束, 它们临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,俯视我们,宽爱我们。它们隐藏在万事万物的背后, 隐藏在善的后面,也隐藏在非善的后面,隐藏在是的后面,也隐藏在非是的后面,它们使一切在最终得以融合,汇聚,奔流以及消失, 就象那包容所有的海洋,是狂喜,也是绝望,是挚爱,也是死一样的永远的漠然与孤独。
  我知道,在我讲述故事的时候,这故事已经离故事的本身相去很远, 它甚至不再成为一个故事。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,仅有的一些枝脉支离破碎, 真假难辨,不会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和某种猎奇的需要。 这所谓的故事越来越奇形怪状,毫无章法,可能还不成体统。但这种支离与奇怪, 却在越来越接近于我的那个外公,我坚信他就是躲在许许多多碎片后面的那个人, 我也坚信,对于他的猜测与完善将使我找到某种生命的渊源,使我真正的落地生根, 变得坚定和强壮。
  我忽然又想到了外婆头颈里那道绳子的勒印。是的, 在前面我又说了谎,我的外婆不是开了煤气然后静静的躺在床上的,她关掉所有的门和窗, 打开了煤气开关。然后用一根绳子,挂在梁上,再打了一个结。我一直在想, 为什么外婆会下这么大的决心离开人世,她毫无眷恋,铁了心肠。 她甚至一点也不去考虑可能给儿女们带来的那无法辩驳的残酷现实,那永久的难以磨灭的悲哀。 一切,打上了这样一个句号,再不能弥补,再无法复原。
  仿佛也是个黄昏,我正坐在旧沙发上听有线广播里的评弹开篇。 那是每天定时的节目。母亲在厨房里烧菜,我听广播的时候有点提心吊胆, 虽然作业已经做好,但母亲规定的书法还没有练, 我不知道这时候听广播会不会惹母亲生气。我跑到厨房里假装和母亲说几句话,觉得母亲今天心情挺好, 也就放下了一颗心,又跑回房间里去。天色已经暗了,我没有开灯, 只有我一个人的房间奇怪的显得比平日里大了些。广播里的人在说书,母亲在烧菜,而我则独自坐在黑漆漆的窗台下面。我忽然觉得这几件事情几乎毫不相干, 我处在一个彼此毫不相干的空间里,无论这些事情中哪一件发生了变化, 都有点不可思议的意味。比如说母亲进屋拿什么东西,带着一股油烟味从外面走进来, 她身上的气息马上就会与里屋的不相称起来,她象个局外人,冒冒失失的就闯了进来,一切不再协调与微妙。而我也不敢动,不敢开灯,不敢轻易挪动,我就这样蜷缩着身子,躲在阴影深处。我仿佛听见了细微的人声,是父亲的声音,在外屋,母亲的声音则听不大清,但气息里有种交头接耳的神秘。我仍然没有动,仍然觉得有点恍惚。但很快,他们进来了,他们坐在沙发的另一头,窃窃低语。母亲脸色铁青,双手微微颤动。广播仍在继续,我坐在贴近广播的地方,眼光则注视着父母有些反常的神色。广播里说的是一回忠肝义胆的大书,邻家仍在炒菜,哗的一声,青菜下锅了,锅铲上下翻动的声音。母